周恩来、邓颖超与马千里的历史情缘

马千里（1885—1930），名仁声，祖籍浙江绍兴，生于天津，近代著名教育家。曾在南开中学和河北师范大学前身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教书，既是周恩来的老师，又是邓颖超的老师。马千里、周恩来、邓颖超等都是天津“五四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。1920年1月25日，因抵制日货，马千里等22位各界代表被捕，1月29日为营救被捕代表，爆发了有名的省署大请愿，结果周恩来、于方舟、郭隆真、张若茗等四位学生代表又被捕。他们在狱中与反动警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，经天津各界爱国人士营救和聘请京津著名律师刘崇佑作“爱国无罪”公开辩护，直到1920年7月17日马千里、周恩来等才被释放出狱。1920年底，周恩来、郭隆真、张若茗被天津各界联合会送到法国留学。周恩来旅欧时常与老师马千里通信往来。马千里还将周恩来写的《警厅拘留记》、《检厅日录》在自己创办的《新民意报》上发表。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信，也是通过马千里转交给邓颖超。马千里积极支持邓颖超、刘清扬等组织“女星社”，帮助她们开展妇女解放运动。一段革命历史，使他们结下不解的历史情缘。1921年，马千里创立天津达仁女校，邓颖超曾随老师马千里在天津达仁女校教书。邓颖超回忆说：“达仁女校在马千里先生的主持和领导下，是一个开明、民主的学校，教员无拘无束地参加社会上各方面的进步活动，甚至入团入党都没有受到校方的压力和干涉。他所聘请的教员，绝大部分是‘五四’运动中女师的积极分子，大家都很团结，认真工作。我能被邀请在这样的学校任教，再次同马先生共事，感到非常欣幸，受益良多。”邓颖超曾这样评价她的老师：“马千里先生是一个爱国主义者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。他在青少年时期就怀有国家兴亡、匹夫有责的爱国之心、救国之志。”

邓颖超与河北师大天津校友的历史情缘

1984年6月22日，全国政协主席、河北师范大学校友邓颖超大姐，在天津迎宾馆会见河北师范大学天津校友李霁野（女师英文系主任、著名翻译家）等28名代表。校友进门时，邓颖超非常高兴，向每位校友寒暄问候，她对李霁野说：“久闻大名，今日幸会！”李霁野也说：“早想见到您，今日得见非常高兴！”邓颖超亲切地和大家拉起家常。她说：今天和大家见面非常高兴，非常愉快。我离开天津六十年了，但在六十年中，我经过了不同时代的情况。我对天津女师（注：河北师范大学前身——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）没有忘记，对同学没有忘记，把你们都装在心里。特别是我同年级的同学、同一时期在校的同学，都装在我心里。今天的见面是别开生面的，我们虽然是一个学校的同学，但是年龄有很大的，也有小的，我是年龄最大的吧。邓颖超又问李霁野的年龄，李霁野说，他八十一岁了。邓颖超说：啊！我差你一岁。邓颖超很关心校友们的身体和工作，她说：我和一两位同学谈话，又看见梁岫尘同学（同班同学，1904年生人）健康年轻，大家都有各自的工作，对我是鼓励、鞭策，我非常高兴。你们跟上了社会前进的步伐，有当时（注：指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）女师那种爱国精神和志气。那时同学们爱国热情是争取自主、民主、自由、男女平等、开放女性、婚姻自由等。现在发展了，我们同学有的还在教育工作岗位，我很高兴。我看到我们所有的女师的同学都积极努力，现在你们在座的都参加多方面的工作，能发挥作用，为国家作出贡献是幸福的。李霁野讲，邓大姐统战工作做得好。邓颖超谦虚地说：现在安排在政协作专职还是一名新兵。邓颖超对校友汪培娲谈到的教育改革很赞赏。说，你还当宣传员，向你学习。邓颖超在谈到教育时说：教育问题、青年问题，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，这些问题，党中央在抓，是最有希望抓好的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我们国家的事业要代代有接班人，要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，我们的国家才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