李大钊与白雅雨的历史情缘

白雅雨（1867—1912），江苏南通市人，辛亥革命烈士，曾任河北师范大学前身——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教师，兼任天津北洋法政学堂教师。李大钊于1907——1913年，在天津北洋法政学堂读书时的地理教师正是白雅雨。当时，白雅雨在天津积极从事推翻清廷的民主革命活动，并从学生中培养一批出类拔萃的革命青年。他曾对李大钊等革命青年讲：在中国当时条件下，要变法、维新、立宪，都是不可能的；请求清政府开国会，只是“与虎谋皮”。这对李大钊触动很大。李大钊对白雅雨非常敬佩，课后常和同学一起邀请白雅雨讲评政治形势，历史典故。白雅雨对李大钊这位勤奋有为的学生也特别器重，有意安排他参加进步活动。由于白雅雨与李大钊志气和理想相通，便很快成为知己。1911年底，白雅雨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滦州起义，起义失败后，慷慨就义，这无疑对李大钊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李大钊对发生在家乡一带滦州起义牺牲的将士，尤其对白雅雨老师常常流露出深切的缅怀之情。1917年5月6日，他在一则《旅行日记》中写道：“……天将破晓，过雷庄，猛忆此为辛亥滦州革命失败之地，白雅雨先生，王金铭、施从云二队官及其他诸烈土，均于此地就义焉。余推窗北望，俱见丘山起伏，晓雾迷蒙，山田叠翠，状若缀锦，更无何等遗迹之可凭吊者。他日崇德纪功，应于此处建一祠宇，或数铜像，以表彰之。”一席话说得情真语切，足见李大钊对老师白雅雨等烈士所怀的景仰和革命情感。

李大钊与白眉初的历史情缘

李大钊与白眉初的友谊，是通过白雅雨（辛亥勇烈、北洋女师范学堂地理教师）建立起来的。1907年李大钊考入天津法政学堂后，白雅雨任河北师范大学前身：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地理教师，兼任天津法政学堂地理课。在白雅雨的介绍下，时任北洋女师范学堂的地理课教师白眉初与李大钊相识，由于共同的救国救民革命理想，二人交往频繁，友谊日深，并成为知己。

1927年4月6日，李大钊被反动政府逮捕，白眉初十分焦急和义愤，写下“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”的条幅，署上自己的名字。说：“我明天就把它拿到警察厅去，问问他们，（逮捕李大钊）这是什么主义！”他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主任名义，找了北师大校长和董事长，在社会上掀起营救李大钊的热潮。1927年4月28日，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。第二天，白眉初拿出300元钱，找来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李凌斗，让其为李大钊买寿衣和棺木，并亲自出面料理李大钊的丧事。在白色恐怖下，白眉初挺身而出，并毫不畏惧地告诉反动当局：“我是李大钊的朋友。”表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，也表现出白眉初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的纯真友谊。

邓颖超与白眉初的历史情缘

邓颖超是河北师范大学前身：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第十学级的学生（1915年入学，1920年毕业）。邓颖超这个名字，是由她的老师白眉初和她本人共同改定的，其中，凝聚着师生深厚的情谊。在邓颖超上学期间，一些进步学生不喜欢带有封建色彩和俗气的名字，便改用新名。邓颖超当时的名字叫邓文淑，便请白眉初老师为她改个有意义的名字。白老师认为她聪明过人，思想活跃，追求真理，智慧超群，文武兼备，是学生中的佼佼者。经过认真思考，便将邓文淑改名为邓颖斌。希望她能脱颖而出，卓而不群，能早日成为安邦治国的巾帼英雄。当时，邓文淑考虑再三，觉得不如将“斌”字改为“超”字。白老师觉得她改的更好，于是，邓文淑就改名为邓颖超，白眉初为邓颖超起名也传为历史佳话。

1987年5月，邓颖超看完《白眉初传略》初稿，并题词：“白眉初先生为人真挚谦和，对教学及阅改作业认真负责，有学者的风度，师生关系极好，受益良好，给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，我满怀敬意，并深切缅怀。”